邢小群:谁在参与屏蔽历史?(一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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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【大纪元2012年12月24日讯】我的一本口述历史新书《我们曾历经沧桑》出版了。做这本书的图书公司让我和读者开个小型座谈会。回答读者感兴趣的问题。

  那天,来了十多个读者,年龄大约都在四十岁以里。他们问得最多的问题,就是文革。当然还有延安整风、反右及其它。大体是自已的爷爷奶奶、父母都不愿意谈这些往事。对于文革,他们所知道的,除了教科书上根据《若干历史决议》上关于文革的那段话外,就是影视上出现的一些今天人们看来很滑稽的镜头。而文革究竟是什么样子,何以亿万人民那么热情高涨地涌上街头干着今天看来侵犯着人权、触犯着法律的事情。大多数人,不愿意告诉后代自己当年干了什么,因为都做过伤害别人和被别人伤害的事。是谁让他们这样去做,为什么他们会去做,目的是什么?结果又怎样?我一边回答着他们的问题,一边在想,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,之所以有如此混沌的感觉,和历史的屏蔽有着多么大的关系!我的学生曾告诉我,关于文革,他们的政治课老师只让他们背诵决议中的那么一小段。但那小段毕竟也是否定了文革了呀?“右派”也是被平反了呀?几十年来,除了和领导文革一脉相承的当局,及历届按照当局意志掌管宣传的部门外,除了老师,除了家长,还有多少人在自觉地、甚至是已经习惯性地参与着这种屏蔽呢?从我这次出书被删去的内容,即可看出。这种删去的动作,实在是强弩之末之举了。

  《李大同:我的蒙古岁月》一文被删内容:

  1、1943年,父亲参加了在山西偏关的延安整风(抢救运动)。差不多被整了一年。

  邢:整风中,他的处境如何呢?

  李:托派,马上就成了托派,从白区到延安的嘛。我父亲气死了:我们在前方浴血奋战,怎么倒成了托派了!他那时年轻气盛,差点把眼睛都气瞎了(后来用针灸治了很久)。

  邢:因为他是来自四川的吗?当时把那边的人打成了“红旗党”。

  李:就因为他是小知识份子,是城市人,就要怀疑你。延安也发过来被迫“揭发”出的材料。父亲气得半死,说我退党!后来毛泽东在延安脱帽道歉,一风吹了。我父亲要退党的那一句气话,却进入了档案。文革时还被翻出来当作罪证。

  2、八路军大青山支队还有一个重要任务,就是往延安运鸦片,用骡队往延安送。被毛泽东高度评价:你们为延安送来了黑金子。内蒙有种大烟的传统,就在河套地区。

  3、邢:中国青年报可打了不少右派。

  李:当时为了保总编辑张黎群和副总编辑陈模,要牺牲一些人,也不可能完全实事求是。黎群说话冒了,说“党报是传声筒”,登在人民日报头版上,让小平注意上了。亏了毛的大秘书、他的好朋友田家英为他说话,团中央耀邦这边又力保他,没有把他打成“右派”,成了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”。他被撤消了团中央常委和中国青年报总编辑的职务,发配到了大西南。陈模是小八路,团中央也想保,怎么保?他当过彭真的秘书,就想让彭真出面说一句话。结果,不向彭真汇报还好,一汇报,彭真说:“陈模不是右派,还有谁是右派?”这下铁板钉钉了。

  4、邢:文革初,学校斗老师时,你参与了吗?

  李:我没有参与。我们的校长高万春,跳楼自杀了,他是14级干部。我没有参加,这可能和自己的出身有点关系。看不惯。相比之下,汇文还是比较温和的。当时,有传说,崇文门一个中学的红卫兵把一个老太太的头削了一半。全北京的红卫兵蜂拥去看。但我本人和我们这个圈子的人很少接近暴力。我们也去看过北京六中的“红色恐怖万岁”,感到很恶心。我们这类地方干部子弟,受父母熏陶,政策意识特别强,我们当时坚决反对“老子英雄儿好汉”的口号。马、恩、列、斯、毛,就斯大林还能凑合,林彪、总理出身什么?父亲母亲也是例子,知识份子干部哪有几个出身好的?他们是为了理想参加革命,不像多数老红军是为了有饭吃参加革命。我父亲去延安时,身上带着一百大洋啊!他对我爷爷说,你给我也走,你不给我也走,爷爷当然得给。我当年插队,带的是高级罗盘——军用指北针。一个罗盘25元钱,那时25元是什么概念?老太太一边买这买那,一边数落:你们这叫插队吗?我离开北京时也带了100“大洋”,人民币,那时也是个不小的数。

  5、李:后来,团中央给北京各个区的中学派了工作组。丁东,你在哪个学校?

  丁:我们师大一附中在宣武区,工作组就是团中央派的。我们学校工作组组长叫勾德元。他好像是团中央部长级的干部。我们学校工作组有刘平平,所以他就直接和刘少奇挂上了钩。

  李:哦,勾德元,我知道这个名字。崇文区是团中央候补书记李淑铮去的,她是团中央工作组组长。我当时是年级文革组长,所谓“靠得住”的孩子(哈哈)。这时我们是拥护工作组,配合工作组的。文革一开始角色是“造反”,在工作组进入学校时就转换了。老红卫兵又基本上进入了革命委员会,或筹委会班子。毛泽东“我的第一张大字报”出来后,老红卫兵被打下去了,到1966年底,这时家里也地震沦陷了,父母亲都受到严重冲击。一天晚上,父亲正在办公室洗脚,一群造反派冲进来,把袜子往他嘴里一塞,就抬走了,再无音讯。从此我父亲竟然失踪了一个多月。

  邢:实际上弄哪儿去了?

  李:每隔两三天转移一个地方。一开始,我天天陪我母亲站在中南海西门,等著往里给总理递信,别的也顾不得管了。人在哪儿呢?一个月了,没有音讯,后来我一个人经常去中南海西门口递信。谁都递,主要给总理。我父亲是农林口文革8人小组成员,谭震林是组长。总理后来下个命令:必须保证农林口黄天祥和另外一人的生命安全。北京卫戍区部队准备出动搜索了。总理下令后,很快,一天夜里11点多,我们家楼下汽车喇叭响了几下,我们趴在凉台上一看,车没了,老头给送回来了,坐在地上,已经站不起来了。他的腿被打断了,耳朵里流着血,全身衣服哪儿都是血,整个臀部青黑一片(我当时还拍照作为罪证)。放他回来前还强迫他把衣服上的血迹洗掉,我父亲就是不洗。父亲太硬,太倔,打游击出身的人,什么苦没吃过?你不是不下跪吗?造反派就迎面踹过来,那腿还不断?!

  文革开始后我听过他和梁步庭(原团中央书记,此时为国务院农办副主任,后任青海、山东省委书记)在我家的一次谈话。步庭说,老黄,走资派就走资派吧,只要不是“死不改悔”的就行,反正是跟着他(指毛)走的嘛。我父亲说:“那可不行,这是原则问题……”谁跟你讲原则呀?那时老头儿如果“中庸”一点,不会遭那么大罪。

  邢:当年腿就被打断过,这次又断了,太残忍了!

  李:老头是条铁汉,可这次,回家躺在床上,眼有点湿,说:当年被日本鬼子弄断,这次被娃娃们弄断了。

  邢:不是怨,不是恨,是伤感。

  李:但是父亲和我专门谈了一次话,对我和我弟弟说:“你们要相信,你们的父亲绝对不是走资派,不是反革命。是跟着毛主席走过来的。你们要相信这一点。”当时团中央机关里,书记王××的孩子已经贴出大字报,声明和他父亲彻底断绝父子关系。某书记,大院里那么多他的大字报,回家和妻子交流不够,妻子绝望之极,在图书馆上吊自杀了。还有两个书记也跳楼自杀了。我相信父亲的话。那时,我和我弟弟,护着父亲到处转移,带着大口罩、墨镜,今天到一个老朋友家,明天到一个战友家。我们家的实木门,这么厚,三道插销,愣能给踹开,闯进来。天花板撬开,地板撬开,人没有办法呆了。白天不来,经常是夜里一两点,一伙人突然来了!

  邢:冲你们家,主要是农林口的吗?

  李:农大的造反派。这种日子大概有一年多吧,逐渐平静下来了。

  6、李:那时中苏边境有些紧张,有点要打仗的意思了。珍宝岛事件是在哪一年?

  丁:1969年。(未完待续)
——转自作者博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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